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课题。人们从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一方面人们从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者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定

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义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体自己为最终目的、认识到自我和自己的决断以及不能容忍社会压力之下的从众的信念。Lukes（197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主题，认为它包括重视个人尊严与自我发展、自主与个人隐私，同时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础。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一种以强调内团体（Ingroup）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于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在此基础上，Triandis（1984）等人进一步总结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他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三个特征：在竞争中依赖自我、不关心群体以及与群体有距离感。这些特征最明显地体现在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关系上，即群体目标总是从属于个人目标。Waterman（1984）则进一步指出了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同一性（Erikson）、有自我实现的信念（Maslow）、属于内控型的人格（Rotter）以及能按道德规范行事（Kohlberg）。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由情感、信念和行为组成的症候群，它包括：A.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或决定对他人的影响；B.能与他人共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C.自我揭露（self-disclose）水平高，对社会影响敏感；D.有介入他人生活之感。同时集体主义者对家庭与亲友的依赖较强，‘我们的’感觉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

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Hui  和Triandis进一步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看成是一种人格结构，以与Hofstede（1980）提出的他人中心主义者与自我中心主义者相对应。Triandis强调，在分析文化影响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分生态学的因素分析（以文化为观察对象）与文化内分析（以文化中的人为观察对象）的不同。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仅仅采用生态学分析是不够的，因为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不见得是个人主义者，而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也未必都是集体主义者。依据这一思路，Hui 和Triandis（1988）构建了一个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简称IC），从个体对待配偶、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及同事的态度等六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集体主义倾向。他们还以此为工具证明了这一人格结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在Triandis等人编制IC量表的同时，Chency（1986）等人也在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成因及发展趋势。他指出对群体生活的依赖是人类集体主义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社会异质化的发展，群体生活的优势越来越小。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由农村向城市的过渡，最终会导致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远古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 新个人主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影响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既具有文化的含义，又有人格的内涵，它的影响表现在：

首先，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讲，它影响了人们的服从性。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较高的服从倾向。Leung（1986）在研究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时就发现，在他们处理与导师的关系时，服从的倾向要远高于美国学生对导师的服从。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愿意求助于来自上下级的帮助，而不象美国学生那样求助于同级的朋友。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人格中的自我上。Markus（1991）等人在提到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时就指出，与西方文化中独立型的自我相比，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一种依赖型的自我。Markus认为，东方文化中依赖型的自我结构使得自我的内容延伸到了与自我关系密切的他人。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团体重合，因此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往往以内团体为准。中国人所谓的内团体包括父母兄弟以及朋友同事等诸多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人。

最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不象个人主义者那样更多地求助于法律。在社会知觉与人际交往方面，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由于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些特性，使得这一文化特征也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Triandis曾经指出：寂寞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问题，而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集体主义就一定好，集体主义者由于情绪联系的扩大化，因而紧张的机会比个人主义者要多，这一点又不利于健康。

总之，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及其影响的研究虽历经数年，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颇多争议。比如费孝通（1947）早就指出，中国人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用“差序性同心圆”的概念比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集体主义的特性，与Sampson提出的包容式个人主义相对应。而最近日本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比美国人的还高，因此，单从文化或人格某一方面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具有片面性，这些问题还将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