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传

〔英〕乔治·朗　著

M.Aurelius Antaninus

马可·安东尼，公元121年4月26日出生于罗马。他的父亲安尼乌斯·维鲁斯死于其执政官（地方民选管）任期内。他的母亲是多米特·卡尔维娜，也叫露西娜。皇帝T·安东尼·皮乌斯，马可·安东尼的叔父，娶了尼乌斯·维鲁斯的姐姐安妮亚·盖利娜·福斯蒂娜。皇帝哈德良收养马可·安东尼的姑父安东尼·皮乌斯，并宜布其姑父为他的继任者。安东尼·皮乌斯同时收养了柳希厄斯·恺撤的儿子L·C·康茂德和马可·安东尼（他的原名是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马克·安东尼然后取名马可·伊利乌斯·奥勒留·维鲁斯，公元139年，增加了“恺撤”称号。“伊利乌斯”是哈德良家族的名字，“奥勒留”是安东尼·皮乌斯的名字。当马可·安东尼成为“奥古斯都”，他放弃了“维鲁斯”，取了“安东尼”这个名字。因此，通常叫他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或者简单地叫马可·安东尼。

这个年轻人被精心抚养成人。他感谢神，因为他有好祖父，好父母，好姊妹，好老师，好伙伴，好的男亲戚和好朋友，对他几乎什么都好。他有幸见证他的叔叔，也是他的养父安东尼所庇佑的一个例子。他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这位既是优秀男人又是精明统治者的叔叔的美德。像许多年轻的罗马人一样，他在诗歌和修辞上都有所尝试。希罗德·阿提库斯和马可·科尼利厄斯·弗朗特是他的修辞老师。现存的弗朗特和马可之间的书信，显示了这个学生对老师的深厚感情，以及老师对这个勤奋学生的殷切希望。安东尼在提及老师们时，尤其感激弗朗特对他的教育。

11岁的时候，他尝试着穿哲学家的那种普通又粗糙的服装，自己也成了一名努力的学生，过着最艰苦和有节制的生活，这甚至伤害了他自己的健康。最终，为了哲学，他放弃了诗歌和修辞，也把自己归附于斯多葛学派。但是他没有忽略法律的学习，因为这对他打算任职更高位置是有用的准备。他的老师是L·沃拉西那斯·米西那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我们必须假设他学会了武器（战争或者战斗）的使用，这对于一个随后要带领他的军队与好战种族战斗的人，是教育中的一个必要部分。

安东尼在他的第一本书里面记录了他的老师们的名字，以及老师们对他的恩惠。如果我们不经意中看下他表达自己的方式，他说他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似乎是品味、虚荣心和自我表扬的方式。但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将是错误的。安东尼的意思是去纪念他的几个老师的优点，关于他们教了什么以及一个学生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什么。此外，这本书及另外十一本书籍，是供他本人自用。如果我们可以信任第一本书结尾的注释，这本书是在马可·安东尼与夸迪的一次战役期间所写，在一个纪念他杰出的老师们的美德的时候，这些也提醒他忆起来自老师们的教导和实用经验。

在他的老师中，他的哲学老师是来自克罗尼亚的塞克斯图斯，塞克斯图斯是普鲁塔克的孙子。他从这个优秀的男人身上学到的是告诉自己要仁爱。他最喜欢的老师是在公共事务中实际、理智的哲学家Q·尤利乌斯·汝古斯提。在安东尼成为帝王后，汝古斯提成为他的参谋。不过身居高位的年轻人不一定都像他那样幸运，比如他们的同伴和老师们。我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年轻的王子，能够如马克·安东尼那样接受教育。这样一个拥有不同学识和性格的老师队伍将再难被聚集；对于像他这样的学生，我们也从未有过。

哈德良在公元138年7月去世，王位被安东尼·皮乌斯继承。公元146年，马可·安东尼娶了她的堂妹，皮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为妻。公元147年，他的女儿出生。他的继父给他授予“恺撒”的称号，并与其共同管理国家。父亲和养子互相生活在完美的友谊和自信中。安东尼是一个孝子，帝王皮乌斯爱他、尊重他。

安东尼·皮乌斯死于公元161年3月。据说，元老院敦促马可·安东尼登上皇位，但他自己要求和另外一个养子皮乌斯·L·康茂德（一般称维鲁斯）共管国事。这样，罗马第一次同时有了两个帝王。维鲁斯是一个容易满足的懒惰的人，并不配他的位置。虽然安东尼不耐烦他，但由于他的性格，据说维鲁斯有足够的意识去尊敬他的同事。一个贤德的皇帝和一个松散的搭档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联盟，在安东尼让自己的女儿露西拉嫁给维鲁斯时得到加强。

安东尼的统治首先被帕提亚战争烦扰，维鲁斯被派去指挥，但他无所作为。而在安东尼领导下的罗马人在亚美尼亚、幼发拉底河的和底格里斯河上获得胜利。帕提亚战争在公元165年结束。奥勒留和维鲁斯的胜利（公元166年）是在东部的胜利。在罗马和意大利，一场瘟疫夺走了许多性命并蔓延到欧洲西部。

意大利的北部，被加利亚边境到东部哈德里安的阿尔卑斯山外的野蛮人威胁。这些野蛮人如300年前的日耳曼民族一样试图闯入意大利，安东尼余生的一些阶段都投入到驱赶这些入侵者的战斗中。公元169年，维鲁斯突然死亡，安东尼独自一人统治这个国家。

在对日耳曼人战争期间，安东尼在多瑙河的卡农顿居住了3年。马可曼尼人被赶出了潘诺尼亚，而且在撤过多瑙河时几乎灭亡。公元174年，皇帝取得了对夸迪人的巨大胜利。

公元175年，罗马在亚洲军队的一名勇敢、精明的指挥官卡修斯造反，并宣称他自己是奥古斯都。但是后来卡修斯被他自己的一些官员所暗杀，所以这次谋反也就这样结束。安东尼对卡修斯的家庭和党羽的处理表现了他的人性化，并且在他给元老院的信中提到仁慈仍然是存在的。

安东尼在听到卡修斯的谋反后出发到东方，虽然他表示在公元174年已经回到罗马，去执行对日耳曼的战争。也有可能是他直接从战场去了东方。他的妻子福斯蒂娜陪他一起去了亚洲，但她突然死在了陶拉斯的脚下，这给她的丈夫带来了巨大悲痛。写安东尼生平的卡庇托林努斯和迪昂·卡修斯，指控皇后对她丈夫可耻的不忠以及可恶的淫荡。卡庇托林努斯说安东尼有可能不知道，也有可能装着不知道。在各个年龄，没有什么比这些恶意的报告更常见了，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都充满了这样的恶意报告。安东尼爱他的妻子，他形容她为“听话、深情和简单”。福斯蒂娜的母亲，安东尼·皮乌斯的妻子，同样被传播了这样的丑闻。同样的，安东尼·皮乌斯也对他的妻子完全感到满意。在他的妻子死后，安东尼·皮乌斯在给弗朗特的信中，提到他宁愿和他的妻子一起过着流亡的生活，也不愿意没有她的陪伴，一个人生活在王宫里。没有太多的男人会像这两个帝王那样给自己的妻子一个很好的描述，卡庇托林努斯在戴克里先时代写到。他可能打算告知真像，但他是一个软弱，可怜的传记作家。

安东尼继续着他的旅行，到了叙利亚和埃及。在他返回意大利的途中，他路过雅典，被介绍加入了依留西斯市的神秘主义（厄琉息斯的秘仪）。这是皇帝实践执行的那个年代既定的严肃宗教仪式。我们不能这样就得出结论说他是个迷信的人，如果他的书没有表明他不迷信，那么我们也有可能会这样认为。但这是许多实例中唯一一项表明统治者的公共行为，并不总是证明自己的真实意愿的。一位谨慎的统治者将不会轻易反对他人民的迷信，虽然他可能希望他们明智，但他仍要知道，他不能通过冒犯他们的偏见而改变他们。

安东尼和他的儿子科莫多斯在胜利中回到罗马，也许是因为公元176年11月23日一些对日尔曼民族战争的胜利。在接下来的这些年，科莫多斯协助他的父亲管理帝国，并取名奥古斯都。公元177年，是教会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亚特拉斯和一些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而被在里昂执行死刑。被迫害的证据是一封被尤西皮斯保存的书信，这封信来自高卢的维埃纳和里昂的基督教徒，给他们在亚洲和佛里几亚基督兄弟的信件中，这封信几乎被全部保存。信中包含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关于折磨一个加利亚的基督徒的描述。亚特拉斯，一个罗马公民，也是一个基督徒，被民众大声要求带入到圆形露天剧场。但是总督下令把他与其余的犯人一起关押进监狱，直到他得到皇帝的指示。可很多人在总督想到向皇帝请示前被施以酷刑。皇帝的诏书，谈到这封信，说基督徒应该被惩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背弃信仰，那必须释放。在这个诏书出来前，罗马公民的基督徒应被斩首，其余的将被放到有野兽的露天大剧场。现代的一些教会史作家在用到这些信时，没有对这些殉道者遭遇的悲惨故事做任何评论。信中提到一个叫圣乐卡农（Sanctus）的人，被用铬铁（红铁板）烧出一个疮，而且不成人形。但在被放到架子上前时，他恢复了被折磨前的模样，这时是治疗而非惩罚。随后他被野兽撕成碎片，并放到铁椅子上烤，最终死掉。

这封信是证据的一部分。这个打着高卢基督徒名义的作家，无论是普通情况下还是特殊情况下，都是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证据。我们经常接受我们相信的概率范围内或者有可能证明一件事的小证据。当这个事和相关的证据似乎极不可能或者不可能时，我们会拒绝完全一样的证据。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探究方法，虽然一些现代作家，也采用这种选用故事中他们喜欢的，而丢弃剩余部分的证据；或者他们不拒绝，但他们会不诚实地抑制某些东西。一个人只有采纳所有信或者拒绝所有才能保持一致，对于任何一种选择我们都不能责怪。但是拒绝的人可能仍然承认这样的信件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事实上，他也许会以最有可能的方式接受这些信。但是如果他怀疑这个作者说了一些虚假的事情，那他也就不知道作者的故事哪部分可信。

出现在北部边境的战争好像并没有干扰安东尼对东方的访问。在他返回时，这位皇帝再次带领罗马去反对野蛮人。公元179年，日耳曼人在一伟大的战役中失败。在这次战争中，皇帝被检查出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公元180年3月17日，在他59岁时，他死在了在了潘诺尼亚的文都滂那（维也纳）的军营里。他的儿子康茂德和他在一起。皇帝的遗体——也可能是骨灰，被带回罗马，在那里安东尼被奉为神灵，那些有钱的人供奉起了他的雕像或者半身像。卡庇托林努斯写到，很多人都把安东尼的雕像作为家中神像。他是在做一个圣人。康茂德竖立了罗马的石柱广场上纪念他父亲的安东尼柱，围绕圆柱的螺旋式浅浮雕纪念着安东尼对马可曼尼和夸迪战争的胜利：神奇的大雨让罗马的战士振作，却让敌人更狼狈。安东尼的雕塑被放在柱顶，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移走，一个圣·保罗的铜像被锡克塔斯教皇放到那里。

安东尼时代的历史证据非常稀缺，一些现存的也缺乏可信性。最离奇的故事是在公元174年，对夸迪战争期间的奇迹。罗马的军队处在被渴死的边缘时，一场突然的风暴让他们湿透了，而此时他们的敌人却遭受了火和冰雹，这样罗马人获得了巨大胜利。所有的学术权威们谈及这场战争史，也都称是奇迹。非犹太教徒（异教徒）的作家将这一切归于他们的神，基督徒们认为那是由于皇帝军队中的基督教军团们的祷告，为巩固基督徒的声明，后面添加说皇帝给了雷鸣军团旨意。但是达希尔和其他维护这个奇迹的基督教报告，承认雷或者闪电的旨意不是给这个军团的，因为夸迪人遭到了雷击，也因为在他们的遁处有闪电的身影，而且在奥古斯图斯时代，这种军团都存在。

斯加利格尔同时注意到，这个军团在安东尼统治前叫雷鸣军团。我们从列举了所有奥古斯图斯时代的军团的迪昂·卡修斯那里获得这些。雷和闪电的名字也出现了图拉真地区的一处题词，这个在里雅斯特被发现。尤西比乌斯，当他涉及这个奇迹的时候，引用希拉波利斯主教阿波里纳利乌斯的话说，由于他们的祷告获得胜利，皇帝安东尼授予米利提尼军团这个称呼。从中我们可以评估阿波里纳利乌斯的证词的价值。尤西比乌斯并没有说在阿波里纳利乌斯的那本书中出现了该陈述。狄昂说雷鸣军团在奥古斯图斯时期驻扎在卡帕多西亚。瓦勒修也通过研究表明在罗马帝国的诺提提亚，亚美尼亚指挥官领导的第十二军团叫“雷米利提尼”；在亚美尼亚，这一立场将同意狄昂在卡帕多西亚的立场。于是瓦勒修得出米利提尼不是这个军团称呼的结论，而是驻扎的镇。米利提尼也是这个镇所属区域的名字。他说军团不会取来自执勤地方的名称，而是取他们崛起的故乡的名称。因此，尤瑟比斯说，对他来说关于米利提尼的名字不怎么可能。然而瓦勒修在根据阿波里纳利乌斯和特图良的书，相信这个奇迹是因为皇帝部队中基督徒士兵的祷告而发生的，没有给这个军团米利提尼的称呼。也有可能他故意省略，因为他知道米利提尼是亚美尼亚米诺尔一个镇的名称。在他的时代，那里曾经驻扎该军团。

据说皇帝给元老院写了一份有关他胜利的报告。这件事我们可以相信，因为那是惯例。但是由于信已不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信中到底说了什么。达希尔猜想皇帝的信可能被元老院或者基督教敌人故意损坏了——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无比光彩的证据会把他们的信仰变成永恒。然而对于评论家来说，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告诉我们信的目的时，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说信被破坏了，甚至尤西皮斯也不能找到它，但是这里却存在一封由安东尼在这个难忘的胜利后，用希腊语口述给到罗马人和神圣元老院的信。这封信是在贾斯丁《第一护教论》后的某个时间印刷的，但是这确与道歉完全无联系。这封信是现存所有伪造信件中最愚蠢的一件。这封信甚至在安东尼给到元老院真实的报告也不可能找到。如果它是真的，那么皇帝将不会是迫害基督徒的负责人。这封假的信中说，如果一个人仅仅指责另外一个人是基督徒，而被指责者承认，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对他不利，他就应当被释放。这被一个不可思议的白痴杜撰出荒谬的补充，说告密的人应该被活活烧死。

在安东尼·皮乌斯和马可·安东尼时代，在马可·安东尼对希腊人的塔蒂安致辞时，这里出现了贾斯丁的《第一护教论》。这是一场关于建立宗教信仰的猛烈攻击。安圣那格拉斯代表基督徒致辞马可·安东尼，萨德斯主教米利托和阿波里那瑞斯也对皇帝发表了护教论。贾斯丁的《第一护教论》主要是写给T·安东尼·皮乌斯、马可·安东尼和L·维鲁斯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读过没有。贾斯丁的《第二护教论》题名是《致元老院》，但是这个题名是来自一些抄写员。在第一章是贾斯丁致罗马人。在第二章，他谈到一件不久前发生在马可·安东尼和L·维鲁斯时代的一个女人的事。“她向皇帝你请愿，你的确同意了请愿。”在其他段落，作者提到了两个皇帝，从中我们必须得出“护教论”是直接针对他们的结论。优西比乌（Eusebius）认为《第二护教论》是写给安东尼·皮乌斯的继任者——安东尼·维鲁斯的。在《第二护教论》的一个段落中，作者贾斯丁说，无论他是谁，即使是信斯多葛教义的人们，当他们根据伦理道德安排好自己的生命，被仇恨和谋杀，比如在穆松尼斯时代的赫拉克利塔斯和其他人；因为他们以任何方式谨慎地根据理智生活，并且一直避免憎恨的邪恶；这就是恶魔作品的影响。

据说贾斯丁在罗马被执行死刑，因为他拒绝为上帝献身。如果《第二护教论》是在马可·安东尼时代写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的这个集权国家，也不可能出现在安东尼·皮乌斯时期。这儿也有证据表明发生在马可·安东尼和L·维鲁斯时代，拉斯提卡斯任这个城市的提督时，波里卡普在斯姆拿遭受到迫害也是属于马可·安东尼时代。证据是尤西皮斯保存的西母娜教堂给斐罗梅留地区和其他基督教堂的信。但评论家们不认同波里卡普死亡的时间，而且两派所认为的时间相差了12年。波里卡普殉难的详细情况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这个被尤西皮斯省略了。但这却出现在了一封阿希尔出版的，距现今最久远的用拉丁语写的信中。信的末尾注释说，是凯尤斯从波里卡普的门徒埃伦那尤斯的副本抄写下来，然后科林斯的苏格拉底再次抄写。“后来，皮昂留斯指明我去寻找出揭露波里卡普的细节，然后再从上面提到的副本中抄出来。”波里卡普殉难的故事点缀着不可思议的情节，而现代基督教历史作家却行使了省略的自由。

要切实了解马克·安东尼统治下基督徒的生活状况，先要了解图拉真时代——当时比提尼亚的州长是小普林尼，该州各地都有大量基督徒，而旧宗教信徒在日益减少。寺庙荒废破败，节日不复存在，也没人再购买祭祀品。企图维护旧宗教的人也发现无利可图。所有基督徒，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带到州长面前，州长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他唯一确定的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坚持其宗教信仰者，应受到处罚——如果他们不可战胜的固执己见不是为了其他事情。他发现成为基督徒并不符合任何一项罪名，除非他将此宗教定义为腐化放纵的迷信——如果民众愿意放弃这种信仰，很可能被杜绝。普林尼将此事上书给图拉真，他向这位罗马皇帝寻求指示，因为实在不知所措：他从未受理过关于基督徒的司法调查，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查究、如何惩治。结果表明，调查一个人对基督教的虔诚度并因此惩罚他并非什么新鲜事，图拉真的法令里就有现存的条款。图拉真认可这个州长对此事的见解；但是，他说无须搜寻基督徒，如果有人因新教被指控并获罪，一旦他声称自己并非基督徒并通过向异教神祗表示敬仰来坚定此言，就会免于受罚。他还说，对于匿名信息，无需留意，因为那些都是不好的示例。图拉真是个温和明智的人，可能由于同时具有仁慈和政治倾向，他尽可能不去留意基督徒；如果可能的话，放任他们安静生活。据了解，图拉真法令是罗马帝国最早的与基督教有关的立法条例。在他的统治下，基督徒没再受到其他干扰。伊格内修斯奉图拉真之命殉难一事，并未被民众认为是历史事实。

到了哈德良时期，政府不可能再忽视基督徒日益庞大的数量以及大众对他们的敌意。如果统治者对他们置之不管，就无法抵抗异教徒团队的狂热，这些异教徒视基督徒为无神论者。分布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也对基督徒有敌意，如同对非犹太人的敌意一样深。哈德良时期出现了基督徒的护教论，这充分显示出当时对于基督徒的普遍态度。哈德良时期出现了《基督徒护教论》，这充分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基督徒的普遍态度。亚洲的地方总督米努休·丰迪斯在贾斯丁的《第一护教论》结束时站出来，哈德良颁给他一部法令：禁止打扰无辜百姓，且不允许虚假举报人对百姓进行敲诈；对基督徒的指控必须使用正式形式，且不得在民众中引起骚动；基督徒常因违法行为被起诉并获罪，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其行为程度相应惩罚；虚假举报人也应受到惩罚。据说，安东尼·庇护（罗马皇帝）也颁布了类似法令。基督徒似乎很支持哈德良的法令条例；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只是和其他普通人一样，违反了法律就得受到制裁，那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这种情况无需询问皇帝的意见就能处置。法令的真实目的在于，一旦基督徒坚持其宗教信仰就得受到惩罚，并且通过承认基督教为异教也不能与其脱离关系。这是图拉真时期的条例，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哈德良对基督徒的压制是雪上加霜。发行到亚洲公社的贾斯丁的《第一护教论》末尾还印刷了安东尼·庇护法令，在《尤西皮斯》中也出现了此法令。法令有效期为安东尼·庇护的第三个任期。法令规定，不得打扰基督徒——这个词虽未出现在法令里，但其暗指的人群路人皆知——除非他们违反了罗马法律，仅仅作为基督教信徒不会受到惩罚。但这则法令是骗人的。但凡对罗马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其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造作的拙劣痕迹。

在马可·安东尼时代，新旧两种信仰的斗争非常激烈。异教徒宗教的支持拥护者，力劝有权者经常性地抵抗基督教信仰的入侵。梅里托在给马可·安东尼的护教论中表示，亚洲的基督徒被新的皇命所迫害。他写道，无耻的告密者，贪图他人的财产后，用这些命令作为手段，去抢劫那些没有做任何坏事的人。他怀疑一个正直的君主怎么会下这么不公正的命令。如果最后的命令不是真的来自皇帝，基督徒们乞求他，不要把他们交给他们的敌人。我们可以从这些总结出，至少是皇帝的诏书或者马可·安东尼的宪法制造了这些迫害的基础。事实是，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犯罪，而且要被惩罚，除非被指控者拒绝他们的信仰。接下来是在西母娜的迫害，现代评论家认为是在公元167年——里昂迫害的十年前。马可·安东尼下面的州的州长，甚至可能从授权他们惩罚基督徒的图拉真的诏书中找到许多证据，表明这些人们的狂热将致使他们被迫害，即使他们不情愿。而且，除了基督徒们拒绝（否决）了所有的异教徒仪式的事实，我们必须不能忘记他们明显地坚持所有的异教徒宗教是不正确的（非法的）。基督徒这样与异教徒典礼宣战，而且几乎没有必要认为这是反对罗马政府的敌意宣言。罗马政府容忍所有存在于这个王国的各种各样的邪教，而且很难一贯容忍另外的宗教。罗马政府宜布所有其余的都是非法的，所有这个王国的壮观的仪式仅是对魔鬼的朝拜。

如果我们有真实的教会史，就可以知道罗马皇帝们是如何试着制止新宗教的，知道他们是如何用加强其上的道义，惩罚基督徒的。仅仅是作为基督徒，贾斯汀在他的护教论中申明，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因此我毫不怀疑，他道出了实情。民众呼声和骚乱是好久的事了，很多狂热和无知的基督徒是好远的事了，这里有很多因素有助于激发人狂热，另外一方面，也加剧了罗马政府和新的宗教的争辩。我们现存的教会史明显是伪造的，并且其中包含的真相十足地被夸大了。但是在马可·安东尼时代，异教徒民众公然与基督徒敌对的事实是确定的。而且在安东尼统治下的人是基督徒将被处死。尤西皮斯在对他的第五本书作序时评论道，在安东尼统治的17年间，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针对基督徒的迫害非常暴力，而且是从城市中的平民开始。我们可以从一个适宜居住的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出现了无数的烈士，推断他采用了他惯常的夸张风格。他暗示的国家是高卢。然后他写给维也纳和里昂卢格都拉姆教堂的信，有可能道出了迫害的和民众狂热的真正原因。总督和皇帝因为这些骚乱而增加了不少麻烦，因为他统治时的历史记录有多非常多的瑕疵，我们不知道马可多久后才认识到这些残酷的诉讼。他没有制定反对基督徒的规章，但对图拉真有。如果我们承认他一直愿意只有基督教徒，也不能断言这是他的权力，因为设想安东尼像近代的一些君主一样拥有无限的权力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他的权力被某些宪法形式和元老院限制，而且这是他的前任们的惯例。我们不能承认这个男人是一个活跃的迫害者，因为这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那样。虽然从他自己的话中能确定他对基督徒没有好看法，但是他对他们几乎一点也不了解，除了知道他们对罗马教有敌意，而且可能对这个国家有危险——虽然同行的辩护者有错有对。我说这么多，是因为不说出所有可能对一个人不利的，这可能不公平，因为他的同辈或者后来者被尊崇为美德和仁慈的模范。如果我承认一些文件的真实性，他将完全从容许任何迫害的指责中脱离出来；但是当我寻找真相，我确信他们是假的。我让他去承受任何责备是他应得的。“我补充说，很明显，安东尼没有从一个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宗教，体现出任何他的道德原则。”

毫无疑问，这个皇帝的“思考”，或者如他们通常称的“沉思录”是一部真的作品。在第一本书中，他说他自己、他的家庭和他的老师；在另外的书中也提到他自己。苏达斯提到了安东尼十二本书的作品，他称这些作品为“他自己生命的行为”，而且在他的词典中的一些词也援引自这本书。他给出了皇帝的名字，而不是这个作品的名称；也有来自安东尼的段落被苏达斯引用，但是没有提到皇帝的姓名。这本书的真正标题是不得而知的。维兰德尔用拉丁语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他用了一套包含十二本书的手稿，但是现在没人知道手稿在哪里。另外的唯一手抄本，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但是有几本书既没有标题，也没有题字。其他的梵蒂冈和3套佛罗伦萨手抄本仅仅是从皇帝的书中摘录了部分。所有的摘抄本几乎都与维兰德尔版本放在前面的一致，这个标题一直被后来的所有编辑沿用。我们不清楚安东尼是否把这部作品分成了很多书，或者某人是这样做的。如果第一本书最末尾的标题和第二本以后的书是真的，那就有可能是他自己这样拆分的。

很明显，当合适的场合出现，皇帝写下了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思考，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供他自己使用。他留下一个完整的副本在他那里，用它自己的手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推测。因为如此勤勉的一个男人，不可能因为这样的目的付出誊写员的劳力，并且去暴露自己非常秘密的想法给任何其他人。他的书也可能是为了他的儿子康茂德打算，而康茂德却不爱好他父亲的哲学。一些细心的人保存了这个珍贵的卷宗；一个除了苏达斯，还有后来其他作者提到的安东尼的作品。

很多评论家在安东尼的文本上花费了精力。最完整的版本是托马斯·卡塔科尔1652年的版本。卡塔科尔的第二个版本，是由乔治·斯丹侯普在1697年监制的。1704年也有一个版本。卡塔科尔建议做出很多不错的修正。他也制作了一个新的拉丁语版本，这不是一个好的拉丁语样本，但是它基本上表达了愿意，而且常常好过最近的一些翻译。他加入了相对于每个段落相关的其他平行段落的旁注，并且写了评论。相对于任何古代作者，他是写得最完整的人中的一个。这些评注包含了编辑对十分难懂的段落的阐述，以及引用了来自希腊和罗马作家们对原文的说明。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和工作的典范，而且我确定没有英国人这样做过。在他序言的结尾，编辑说他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靠近伦敦的罗瑟尔赫斯所写。1651年，当在他78岁时，一个叫弥尔顿·赛尔登和其他的伟人仍然在世的联邦时代；卡塔科尔和法国学者邵麦斯互相通信，这样他在编辑安东尼的书时得到了邵麦斯的帮助。J·M·舒尔茨编辑了希腊文版本。1821年，陶奇里兹再次出版了舒尔茨版本。马可·安东尼的书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西班牙语，而且还有可能有其他语言。

我没有看到所有的英文翻译，只有一本1702年的非常粗糙的杰里米·科里尔原版的抄本。法语的最新版本是阿里西斯·皮尔昂收集的比达希尔好的恰彭迪尔版，而且这本书以一个意大利版本为荣。1675年的意大利版本我没有见过，这是一个红衣主教所编。“教会中一个著名的人，主教弗朗西斯·巴柏雷尼，乌尔班八世教皇的侄子，为了在信徒中传播生机盎然的种子，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年，把这个罗马皇帝的思想翻译成了他本族的语言。他对翻译倾注了全部心力，使其充满活力，让人们尽力了解异教徒的品质”（皮尔昂，前言）。

使用这书多年后，我间断性地做了翻译。它是从希腊语翻译来的，但我不是一直遵循一个文本，也偶尔把自己的和其他的版本做比较。我做这个翻译是为我自己用，因为我发现它值得我做这些劳动；并且它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因此，我决定印刷它。由于原文有时非常难懂，而且翻译起来非常困难，这样我就不能自始至终避免错误。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没有频繁丢失原文含义。如果他们不赞同我，那么假如他们不怕麻烦，去将我的翻译比较原文，就不会匆忙地断定我错了。一些段落确实给出了意义，虽然第一眼可能看不出来。当我不赞同这些翻译者时，我想他们是在有些地方弄错了，而且在其他地方，我相信他们……我应该已经让语言更加容易和通顺了，但是我还是趋向粗鲁点的风格，因为那样最符合表达原文的风格；有时版本中出现晦涩难懂的部分，那些部分是从希腊文本上抄下来的。如果我没有给这个希腊语最恰当的单词，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去做，而且我一直给文中同样的词以相对应的（一样的）翻译。

我研究的最后一个关于斯多葛派哲学的册子是西姆利休斯的《埃皮克提图手册的评论》。西姆利休斯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且那样的一个男人不可能在基督教非常崩溃的时候被转变，但是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总结他的评论以祷告基督徒不能改善的神。从泽诺到西姆利休斯时代，约900年的周期，斯多葛派哲学成就了一些最优秀和最伟大人物的性格，最终变成永恒。我们也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才听到他们更多。安吉罗·波利扎诺见到两份非常不正确和不完整的埃皮克特塔斯的“手册”，他把它翻译成拉丁语，以感谢他伟大的赞助人罗仁佐·麦迪西。也是在其赞助下，他找到了这本书。波利扎诺的版本在公元1531年，贝尔第一版“手册”中印刷。波利扎诺推荐的《致罗仁佐手册》，是一部很适合他脾气的作品，而且在他困难重重时很有用处。

埃皮克特塔斯和安东尼的作品，自从第一次印刷时就有读者。安东尼的小书一直是一些伟人的伴侣。马奇亚维里的《战争的艺术》和《马可·安东尼》是约翰·史密斯上尉从年轻时开始用的两本书。他也许没有发现这两个作者更加适合帮人形成战士和男人的性格。史密斯在英格兰并不出名，几乎被遗忘。他的祖国，不是在美国，在那里他拯救了年轻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他伟大是因为其英雄的头脑和武装的行动，但是其高尚的性格仍然伟大。对于一个男人的伟大，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也不是他的智力容量，而是粗俗的信念，这通常与最坏的道德品质联系——对最可怜的奴性和地位低下的人的傲慢；但是一个人真正的伟大，是靠生活中对诚实意图的感悟，基于对他自己和任何事的公正的判断，频繁地自我检查，不变地遵循他认为是正确的规则，不给自己找麻烦，如皇帝说他不会为其他人可能想的和说的麻烦自己，或者是否他们做或不做那些他们想的、说的和做的。